一、黄教的起源
喇嘛教有红、黄、黑、白四种,皆因僧人衣色而得名。红、黑二教盛行于西藏;黑教也称作棚教,是西藏原始的宗教,比红教更为古老;白教只流传于西康地区;黄教是从红教中派生出的教派,但黄教传衍地区更为广泛,除康、藏两地外,特别盛行于蒙古各部。
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出生于青海省塔尔寺地方,本名罗桑扎巴,幼年在夏琼寺出家,依顿珠仁钦学显教,对噶举派教义有了初步认识。1373年他到卫藏地区学经,先后师从于萨迦﹑噶举﹑夏鲁等派大师,遍学佛教显密宗各派教法,造诣颇深。
在他修行期间,看到当时佛教寺院僧纪废弛、僧侣生活腐化,因而倡导宗教改革。他提出了僧人要严格持戒、不事农作、独身不娶,并加强寺院制度管理,主张显密并重,先显后密,强调教理。著作有:《菩提道次第广论》(1402年成书)、《密宗道次第广论》(1406年成书),为创立此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1409年藏历正月﹐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支持下﹐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参加的有各宗派僧人,显示其权威和地位。同年建甘丹寺为驻持,故该派亦称甘丹派。以后该派又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诸大寺,势力日渐扩张。
宗喀巴为黄教祖师,最著名的大弟子有两人,即后世追封为达赖一世与班禅一世的大喇嘛。据说达赖为观音分体之光,班禅为金刚化身,在印度已转生数十世,其说神妙,不可得祥。他们皆驻持于拉萨,嗣宗喀巴法。
黄教本源自红教,黄教与红教的区别有三:一是僧人衣着颜色不同;二是咒语稍有差别;最大区别在于传子与转生不同,红教僧人一般没有妻室,但大活佛有妻室,只是不常居家,每月仅在朔、望日相见,唯有生子可袭衣钵;黄教活佛没有妻室,宗喀巴创建继嗣法,即活佛不死,可以转世下一代活佛。
黄教有四大领袖(尊号):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尊丹巴管外蒙古,章嘉活佛管内蒙古。
二、黄教传入蒙古土默特
十六世纪之前,土默特蒙古人普遍信仰萨满教,其教义是:笃信神灵不灭,相信人世之外存在着神灵的世界,沟通人与神的使者是博和亦都干(巫师)。因而野外祭祀的是翁衮(神),包里供奉的是祖先的偶像,并深信灵魂不灭。因此人(贵族)死之后,要用殉葬和杀牲来祭祀死者的灵魂。
到十五世纪中后期,最初传入土默特蒙古地区的是藏传佛教的红教,是噶举派僧人。据《大得拉西扎木苏及诸辈弟子传》记载:拉西扎木苏是土默特的博格达察罕喇嘛,他出生于大元后裔阿勒坦汗家族,年轻时入西藏学习噶举派祖师那饶巴六法,他还将唐代传下来的作为噶举派象征的那饶巴拐杖带到土默特,至今珍藏于呼和浩特的西喇嘛洞。但是由于红教教义的局限性,只是流传于蒙古上层人物中,并没有深入到民间。
到十六世纪中叶,土默特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获得了长足发展,阿勒坦汗成为右翼蒙古诸部实质上的领袖,想要谋求进一步发展,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右翼封建主们正在寻找新的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以便支持日益发展的社会事业。正当此时,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西藏遭到压抑,也在寻找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看到了蒙古土默特的崛起,便把目光投向了阿勒坦汗。
1570年,黄教领袖大活佛索南嘉措,派他的舅舅阿兴喇嘛来到土默特传教。阿兴喇嘛向阿勒坦汗讲经说佛,他主要用两点来打动阿勒坦汗:一是说阿勒坦汗在西海用兵时,放归了一千名僧人,与佛有缘,(据《阿勒坦汗传》记载:1558年,“心发慈悲释放了喇嘛一千名”);二是用“圣忽必烈彻辰合罕与呼图克图帕克巴(即八思巴)喇嘛”“修政教”之例,进行说教,说阿勒坦汗是忽必烈转世。再加上鄂尔多斯部首领们的劝告,阿勒坦汗对黄教逐步产生了好感,决定信奉黄教。
1574年,阿勒坦汗接受了阿兴喇嘛的建议,派义子达云恰(恰台吉)、本宝善等为使者,到西藏邀请黄教高僧索南嘉措到蒙古地区宏扬佛教。双方商定,阿勒坦汗在青海湖东岸蒙、藏、汉民交界处恰布齐雅勒地方修建寺庙(仰华寺)。峻工后,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于1578年阴历五月十五,在新建的寺庙会晤,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迎佛大会。阿勒坦汗骑白马,穿白衣,带领所部蒙古贵族,亲自迎请索南嘉措至恰布齐雅勒庙,并举行了蒙、汉、藏、维吾尔等各族民众参加的10万人大法会。在法会上土默特有108人出家为僧。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共同商定了宗教大事:
第一、阿勒坦汗给索南嘉措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佛法似海的大师)的尊号,这就是达赖喇嘛的由来,而且索南嘉措自居第三世,一世、二世为追封。索南嘉措给阿勒坦汗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思是力统天下的智睿大汗)的尊号。
第二,规定了相应的喇嘛级别及其政治、经济待遇。
第三,参照从前西藏与蒙古忽必烈汗时旧例创立十善福经教之政,作为蒙古地区政治、宗教方面的准则。
第四,根据阿勒坦汗的提议,决定让索南嘉措致书明朝,取得对黄教的承认和支持(后明朝赐封三世达赖为大国师)。
第五,通过了有关修建寺庙、翻译经典、颁布戒律等方面的具体决定。
第六,决定禁止萨满教,尤其是取消殉葬制度。
同时双方还议定,先由西藏方面派遣满珠锡里呼图克图(活佛)随阿勒坦汗到呼和浩特代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坐床宣教。
恰布齐雅勒庙迎佛大会后,确定了黄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信众中的最高地位,并在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三个部落掀起了建立黄教寺院的高潮。
1579年,呼和浩特大召寺建成后,阿勒坦汗请满珠锡里活佛举行了开光法会并代表达赖坐床行教,年底,应阿勒坦汗的请求,明朝赐名“弘慈寺”。后建的锡勒图召最初则是满珠锡里活佛府邸。
1582年阿勒坦汗去逝。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于白蛇年十二月十九日鸡时,在黄河畔七十五岁,以妙佛之坐式而升天。”满珠锡里活佛率僧众诵经七七日,而后将阿勒坦汗遗体安葬于大青山阳。随葬品有:虎豹皮制成的撒袋、弓、锅、锅撑、盘、盆、壶、桶、瓶、碗、勺等。安葬后,三娘子及其子不他失礼派使臣向达赖三世通报。都隆森格继承汗位后,又派使臣敖齐赉古彦等,前往青海衮本寺请三世达赖喇嘛来土默特举行法会,为阿勒坦汗超度。
1583年,达赖三世受三娘子母子和都隆森格汗的邀请,从青海塔尔寺出发,经鄂尔多斯,于1585年到达呼和浩特。达赖喇嘛来到呼和浩特的驻所也是在锡勒图召,法床设在大召寺。达赖三世来到土默特的目的除了传教之外,主要是按照佛教习俗火化阿勒坦汗遗骨,并重新安葬,可是因为当时美岱召大雄宝殿和达赖庙工程还没有完工,葬事一直推迟到1587年。当时达赖三世及其陪同人员锡勒图国师、济隆活佛等都住在锡勒图召旧殿。满珠锡里活佛、阿兴喇嘛在美岱召与土默特官员主持美岱召的施工。
达赖三世与随行人员一行到达呼和浩特,由三娘子主持,在呼和浩特南门外大召广场,举办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大法会表示欢迎。1586年,达赖三世让三娘子请尼泊尔工匠制作金冠,顶戴于大召释迦牟尼佛像。开光后,达赖三世说:“此佛像性能与西藏大召寺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无别”。
美岱召的佛爷殿竣工后,达赖三世移驻释迦牟尼殿,唪经祝福。他说:“阿勒坦汗的英灵已升于喜足兜率天,生于弥勒佛身旁。按照佛教的礼仪应该火化。”因而于1587年(即猪年)三月二十六日设立祭坛,重新安葬了阿勒坦汗。
1588年,达赖三世在蒙古喀喇沁部传教途中于元上都之东二百里的吉噶苏台地方圆寂。遗体火化后运至美岱召南苏卜盖村,起造舍利白塔安葬。《呼和浩特蒙古文献汇编》记载,1588年达赖三世圆寂后,在将其骨灰送往西藏途中到达美岱召南,驮骨灰的白驼突然卧而不起,因而在白驼所卧之地,建菩提塔安葬达赖三世骨灰舍利,称达赖三世舍利白塔。
据《锡勒图召档案》记载,1588年达赖三世圆寂时,曾给锡勒图国师留下遗言:他圆寂后让锡勒图国师代表他坐蒙古的法床,善后事宜处理后,他的化身从东方寻访。恰好1589年阴历正月初一,阿勒坦汗家族摆腰部松布尔台吉的毕格楚克夫人生下一男孩。以锡勒图为首的僧俗封建主们立即宣布他是达赖三世的化身,也就是后来的达赖四世云丹嘉措。
云丹嘉措,是阿勒坦汗曾孙,都隆森格之子松布尔岱青洪台吉的儿子,生于1589年阴历正月初一(明万历十七年)。根据三世达赖生前的暗示,由锡勒图国师等高僧选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592年(万历二十一年),经西藏三大寺确认为四世达赖。
1602年(万历三十年),西藏三大寺派代表迎请云丹嘉措进藏,并依照甘丹寺第苏尔、灵宝齐谕旨,奉法名为云丹嘉错巴布藏。
次年,云丹嘉措在藏北热振寺举行坐床典礼,拜甘珠寺池巴根敦坚赞为师,受沙弥戒。
云丹嘉措委派迈达里活佛前来蒙古坐索南嘉措法床即美岱召法床,代表他主持蒙古教务,黄教进一步由土默特发展到喀尔喀及蒙古东部。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明朝派喇嘛索南罗维及汉官多人入藏,赐封四世达赖喇嘛“持金刚佛陀”之号,赠送僧衣、法印,并请云丹嘉措法驾赴京师。云丹嘉措答应,并送使团出藏。是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哲蚌寺圆寂,年仅28岁。次年(1617年),四世班禅为云丹嘉措举行法会。会后,喀尔喀之楚琥尔诺延、土默特之罗卜桑丹津札木苏分奉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之舍利子而归。
传说,土默特部认为云丹嘉措系被害身亡,曾派兵入藏大兴问罪之师,经班禅喇嘛调解,西藏各大寺铸四世达赖喇嘛金像送到土默特部,争端始息。
三、明、清两代对土默特黄教的支持
明朝对阿勒坦汗崇尚佛教,给予鼓励和支持,深知佛教“肇于西方,流于北土,化悍厉为仁慈,于王化岂曰小补之哉!”如分别赐名释加牟尼寺、恰布齐雅勒庙为弘慈寺、仰华寺,封三世达赖为大国师、四世达赖为“朵尔吉昌”,并厚赐喇嘛以“奖异之”,不断向阿勒坦汗赠送佛经、佛像及理佛器物等。
清朝对蒙古笃信佛教也是采取了保护、鼓励政策。如1632年(明崇祯五年,清天聪六年),皇太极的军队攻打土默特地区“烧绝板升”,唯独对黄教寺庙予以保护。清廷认为,“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也,所系非小”,“建一寺胜养十万兵”。在清廷鼓励支持下,土默特广建寺院,不少召庙有清帝御赐寺名、寺额。在清代,土默特蒙地寺院猛增到百余座,俗谓“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呼和浩特更是召庙密集之地,素有召城之称。清廷设置归化城喇嘛印务处,其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享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特权。清廷对上层喇嘛颇依重,如派伊拉克古三次出使准噶尔部,派棚斯克、托音二世先后出使西藏等。清廷还给喇嘛以优厚的待遇,如不当兵、不纳粮、不应差等等。因而土默特两翼喇嘛剧增,一般三丁之户必有一人出家,甚至有半数当喇嘛。据统计,嘉庆间,虽然黄教已渐趋衰微,土默特各主要寺院的喇嘛仍逾二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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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教的起源
喇嘛教有红、黄、黑、白四种,皆因僧人衣色而得名。红、黑二教盛行于西藏;黑教也称作棚教,是西藏原始的宗教,比红教更为古老;白教只流传于西康地区;黄教是从红教中派生出的教派,但黄教传衍地区更为广泛,除康、藏两地外,特别盛行于蒙古各部。
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出生于青海省塔尔寺地方,本名罗桑扎巴,幼年在夏琼寺出家,依顿珠仁钦学显教,对噶举派教义有了初步认识。1373年他到卫藏地区学经,先后师从于萨迦﹑噶举﹑夏鲁等派大师,遍学佛教显密宗各派教法,造诣颇深。
在他修行期间,看到当时佛教寺院僧纪废弛、僧侣生活腐化,因而倡导宗教改革。他提出了僧人要严格持戒、不事农作、独身不娶,并加强寺院制度管理,主张显密并重,先显后密,强调教理。著作有:《菩提道次第广论》(1402年成书)、《密宗道次第广论》(1406年成书),为创立此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1409年藏历正月﹐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支持下﹐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参加的有各宗派僧人,显示其权威和地位。同年建甘丹寺为驻持,故该派亦称甘丹派。以后该派又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诸大寺,势力日渐扩张。
宗喀巴为黄教祖师,最著名的大弟子有两人,即后世追封为达赖一世与班禅一世的大喇嘛。据说达赖为观音分体之光,班禅为金刚化身,在印度已转生数十世,其说神妙,不可得祥。他们皆驻持于拉萨,嗣宗喀巴法。
黄教本源自红教,黄教与红教的区别有三:一是僧人衣着颜色不同;二是咒语稍有差别;最大区别在于传子与转生不同,红教僧人一般没有妻室,但大活佛有妻室,只是不常居家,每月仅在朔、望日相见,唯有生子可袭衣钵;黄教活佛没有妻室,宗喀巴创建继嗣法,即活佛不死,可以转世下一代活佛。
黄教有四大领袖(尊号):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尊丹巴管外蒙古,章嘉活佛管内蒙古。
二、黄教传入蒙古土默特
十六世纪之前,土默特蒙古人普遍信仰萨满教,其教义是:笃信神灵不灭,相信人世之外存在着神灵的世界,沟通人与神的使者是博和亦都干(巫师)。因而野外祭祀的是翁衮(神),包里供奉的是祖先的偶像,并深信灵魂不灭。因此人(贵族)死之后,要用殉葬和杀牲来祭祀死者的灵魂。
到十五世纪中后期,最初传入土默特蒙古地区的是藏传佛教的红教,是噶举派僧人。据《大得拉西扎木苏及诸辈弟子传》记载:拉西扎木苏是土默特的博格达察罕喇嘛,他出生于大元后裔阿勒坦汗家族,年轻时入西藏学习噶举派祖师那饶巴六法,他还将唐代传下来的作为噶举派象征的那饶巴拐杖带到土默特,至今珍藏于呼和浩特的西喇嘛洞。但是由于红教教义的局限性,只是流传于蒙古上层人物中,并没有深入到民间。
到十六世纪中叶,土默特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获得了长足发展,阿勒坦汗成为右翼蒙古诸部实质上的领袖,想要谋求进一步发展,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右翼封建主们正在寻找新的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以便支持日益发展的社会事业。正当此时,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西藏遭到压抑,也在寻找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看到了蒙古土默特的崛起,便把目光投向了阿勒坦汗。
1570年,黄教领袖大活佛索南嘉措,派他的舅舅阿兴喇嘛来到土默特传教。阿兴喇嘛向阿勒坦汗讲经说佛,他主要用两点来打动阿勒坦汗:一是说阿勒坦汗在西海用兵时,放归了一千名僧人,与佛有缘,(据《阿勒坦汗传》记载:1558年,“心发慈悲释放了喇嘛一千名”);二是用“圣忽必烈彻辰合罕与呼图克图帕克巴(即八思巴)喇嘛”“修政教”之例,进行说教,说阿勒坦汗是忽必烈转世。再加上鄂尔多斯部首领们的劝告,阿勒坦汗对黄教逐步产生了好感,决定信奉黄教。
1574年,阿勒坦汗接受了阿兴喇嘛的建议,派义子达云恰(恰台吉)、本宝善等为使者,到西藏邀请黄教高僧索南嘉措到蒙古地区宏扬佛教。双方商定,阿勒坦汗在青海湖东岸蒙、藏、汉民交界处恰布齐雅勒地方修建寺庙(仰华寺)。峻工后,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于1578年阴历五月十五,在新建的寺庙会晤,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迎佛大会。阿勒坦汗骑白马,穿白衣,带领所部蒙古贵族,亲自迎请索南嘉措至恰布齐雅勒庙,并举行了蒙、汉、藏、维吾尔等各族民众参加的10万人大法会。在法会上土默特有108人出家为僧。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共同商定了宗教大事:
第一、阿勒坦汗给索南嘉措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佛法似海的大师)的尊号,这就是达赖喇嘛的由来,而且索南嘉措自居第三世,一世、二世为追封。索南嘉措给阿勒坦汗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思是力统天下的智睿大汗)的尊号。
第二,规定了相应的喇嘛级别及其政治、经济待遇。
第三,参照从前西藏与蒙古忽必烈汗时旧例创立十善福经教之政,作为蒙古地区政治、宗教方面的准则。
第四,根据阿勒坦汗的提议,决定让索南嘉措致书明朝,取得对黄教的承认和支持(后明朝赐封三世达赖为大国师)。
第五,通过了有关修建寺庙、翻译经典、颁布戒律等方面的具体决定。
第六,决定禁止萨满教,尤其是取消殉葬制度。
同时双方还议定,先由西藏方面派遣满珠锡里呼图克图(活佛)随阿勒坦汗到呼和浩特代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坐床宣教。
恰布齐雅勒庙迎佛大会后,确定了黄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信众中的最高地位,并在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三个部落掀起了建立黄教寺院的高潮。
1579年,呼和浩特大召寺建成后,阿勒坦汗请满珠锡里活佛举行了开光法会并代表达赖坐床行教,年底,应阿勒坦汗的请求,明朝赐名“弘慈寺”。后建的锡勒图召最初则是满珠锡里活佛府邸。
1582年阿勒坦汗去逝。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于白蛇年十二月十九日鸡时,在黄河畔七十五岁,以妙佛之坐式而升天。”满珠锡里活佛率僧众诵经七七日,而后将阿勒坦汗遗体安葬于大青山阳。随葬品有:虎豹皮制成的撒袋、弓、锅、锅撑、盘、盆、壶、桶、瓶、碗、勺等。安葬后,三娘子及其子不他失礼派使臣向达赖三世通报。都隆森格继承汗位后,又派使臣敖齐赉古彦等,前往青海衮本寺请三世达赖喇嘛来土默特举行法会,为阿勒坦汗超度。
1583年,达赖三世受三娘子母子和都隆森格汗的邀请,从青海塔尔寺出发,经鄂尔多斯,于1585年到达呼和浩特。达赖喇嘛来到呼和浩特的驻所也是在锡勒图召,法床设在大召寺。达赖三世来到土默特的目的除了传教之外,主要是按照佛教习俗火化阿勒坦汗遗骨,并重新安葬,可是因为当时美岱召大雄宝殿和达赖庙工程还没有完工,葬事一直推迟到1587年。当时达赖三世及其陪同人员锡勒图国师、济隆活佛等都住在锡勒图召旧殿。满珠锡里活佛、阿兴喇嘛在美岱召与土默特官员主持美岱召的施工。
达赖三世与随行人员一行到达呼和浩特,由三娘子主持,在呼和浩特南门外大召广场,举办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大法会表示欢迎。1586年,达赖三世让三娘子请尼泊尔工匠制作金冠,顶戴于大召释迦牟尼佛像。开光后,达赖三世说:“此佛像性能与西藏大召寺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无别”。
美岱召的佛爷殿竣工后,达赖三世移驻释迦牟尼殿,唪经祝福。他说:“阿勒坦汗的英灵已升于喜足兜率天,生于弥勒佛身旁。按照佛教的礼仪应该火化。”因而于1587年(即猪年)三月二十六日设立祭坛,重新安葬了阿勒坦汗。
1588年,达赖三世在蒙古喀喇沁部传教途中于元上都之东二百里的吉噶苏台地方圆寂。遗体火化后运至美岱召南苏卜盖村,起造舍利白塔安葬。《呼和浩特蒙古文献汇编》记载,1588年达赖三世圆寂后,在将其骨灰送往西藏途中到达美岱召南,驮骨灰的白驼突然卧而不起,因而在白驼所卧之地,建菩提塔安葬达赖三世骨灰舍利,称达赖三世舍利白塔。
据《锡勒图召档案》记载,1588年达赖三世圆寂时,曾给锡勒图国师留下遗言:他圆寂后让锡勒图国师代表他坐蒙古的法床,善后事宜处理后,他的化身从东方寻访。恰好1589年阴历正月初一,阿勒坦汗家族摆腰部松布尔台吉的毕格楚克夫人生下一男孩。以锡勒图为首的僧俗封建主们立即宣布他是达赖三世的化身,也就是后来的达赖四世云丹嘉措。
云丹嘉措,是阿勒坦汗曾孙,都隆森格之子松布尔岱青洪台吉的儿子,生于1589年阴历正月初一(明万历十七年)。根据三世达赖生前的暗示,由锡勒图国师等高僧选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592年(万历二十一年),经西藏三大寺确认为四世达赖。
1602年(万历三十年),西藏三大寺派代表迎请云丹嘉措进藏,并依照甘丹寺第苏尔、灵宝齐谕旨,奉法名为云丹嘉错巴布藏。
次年,云丹嘉措在藏北热振寺举行坐床典礼,拜甘珠寺池巴根敦坚赞为师,受沙弥戒。
云丹嘉措委派迈达里活佛前来蒙古坐索南嘉措法床即美岱召法床,代表他主持蒙古教务,黄教进一步由土默特发展到喀尔喀及蒙古东部。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明朝派喇嘛索南罗维及汉官多人入藏,赐封四世达赖喇嘛“持金刚佛陀”之号,赠送僧衣、法印,并请云丹嘉措法驾赴京师。云丹嘉措答应,并送使团出藏。是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哲蚌寺圆寂,年仅28岁。次年(1617年),四世班禅为云丹嘉措举行法会。会后,喀尔喀之楚琥尔诺延、土默特之罗卜桑丹津札木苏分奉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之舍利子而归。
传说,土默特部认为云丹嘉措系被害身亡,曾派兵入藏大兴问罪之师,经班禅喇嘛调解,西藏各大寺铸四世达赖喇嘛金像送到土默特部,争端始息。
三、明、清两代对土默特黄教的支持
明朝对阿勒坦汗崇尚佛教,给予鼓励和支持,深知佛教“肇于西方,流于北土,化悍厉为仁慈,于王化岂曰小补之哉!”如分别赐名释加牟尼寺、恰布齐雅勒庙为弘慈寺、仰华寺,封三世达赖为大国师、四世达赖为“朵尔吉昌”,并厚赐喇嘛以“奖异之”,不断向阿勒坦汗赠送佛经、佛像及理佛器物等。
清朝对蒙古笃信佛教也是采取了保护、鼓励政策。如1632年(明崇祯五年,清天聪六年),皇太极的军队攻打土默特地区“烧绝板升”,唯独对黄教寺庙予以保护。清廷认为,“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也,所系非小”,“建一寺胜养十万兵”。在清廷鼓励支持下,土默特广建寺院,不少召庙有清帝御赐寺名、寺额。在清代,土默特蒙地寺院猛增到百余座,俗谓“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呼和浩特更是召庙密集之地,素有召城之称。清廷设置归化城喇嘛印务处,其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享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特权。清廷对上层喇嘛颇依重,如派伊拉克古三次出使准噶尔部,派棚斯克、托音二世先后出使西藏等。清廷还给喇嘛以优厚的待遇,如不当兵、不纳粮、不应差等等。因而土默特两翼喇嘛剧增,一般三丁之户必有一人出家,甚至有半数当喇嘛。据统计,嘉庆间,虽然黄教已渐趋衰微,土默特各主要寺院的喇嘛仍逾二千名。